这里的人永远在苦难里爬行，吐出引人捧腹又催人落泪的句子

来源：淘生活问答时间：2023-02-10 09:22

原标题：这里的人永远在苦难里爬行，吐出引人捧腹又催人落泪的句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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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某种程度上，这是一个诗人的国度，因此，也是短篇小说家的国度——整个爱尔兰岛上到底有多少人在写作，具体数字不详，但是作家所占的人口比例一定是惊人地高。”

正如《单读 32·寻找救生艇：爱尔兰文学特辑》客座主编颜歌在序中所写，爱尔兰是一座文学浓度相当高的岛屿，除了乔伊斯、王尔德、叶芝这些大名鼎鼎的作家，近年来也为一些中国读者熟知的奥康纳、希尼、托宾……还有许许多多的作家正以无与伦比的方式讲述此地、亦是属于所有人的故事。

颜歌希望这本爱尔兰文学特辑，可以向今天的中文读者介绍新颖的、多元的、受本地读者推崇的爱尔兰文学声音，以此遴选出了十二篇小说，分为三组，并一一向作者发出邀请。在这篇序中，她会为读者朋友们做一次导读，讲述曾旅居爱尔兰的她与爱尔兰文学产生的交集、她眼中爱尔兰文学的模样，以及选择这十二篇小说的原因。欢迎大家来到这方由小说家创造的故事里的世界。

故事里的世界

撰文：颜歌

去年年底，《单读》和彭伦联系到我，问我是否有兴趣客座主编一期爱尔兰文学特辑。我即刻为这个提议兴奋不已，但又马上感到十分焦虑。我说我并不是短篇小说的评论专家，无法统筹全局，高屋建瓴，仅能根据个人口味做出选择，还有，这一辑能选多少篇小说？三十篇可以吗？五十篇？

就算能选五十篇，面对灿若星辰的爱尔兰当代文学界、那些组成了“爱尔兰文学的黄金时代”的小说家们，我就像个只拿了一只口袋的大盗，站在堆积成巨山的宝物前面，瞠目结舌，不知道该把哪个往袋子里放。

《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》

我是在 2015 年搬到了都柏林以后开始广读爱尔兰小说的，归根结底，是为了让自己和身边的世界发生一些联系。我写小说写了二十多年，读小说的时间就更久，因此，比起现实世界，文学世界似乎和我的关系更近——如果我无法从文学里进入爱尔兰，那现实的爱尔兰对我来说就是虚无缥缈、远若幻境的。只有拿起书，读了《死者》（“The Dead”），才觉得阿伦码头（Arran Quay）边上不再只有荒秃秃的红房子，反而充满了小圣诞夜车马往来的宾客欢笑；读了《基拉里峡湾》（“Fjord of Killary”），才发现梅奥郡（County Mayo）酒吧里酒鬼的呓语不再晦涩难解，倒成了末世荒诞的长短句；读了《欢迎光临》（“Show Them a Good Time”），才会在每次开长途车路过马林加（Mullingar）时不再抱怨寡淡的风景和索然的服务站，而是去仔细看这空旷的大地和在这份空洞里寻找意义的人们——对我来说，只有通过爱尔兰的小说，现实的爱尔兰才变得具体而意味深长，现实中人的话语才音律飞扬。这片土地被剥削和压迫了多年，这里的人永远都在苦难里爬行，永远在忏悔自己的罪，祈求无法降临的救赎；与此同时，他们又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向外敞开着自己，去感受，去表达，滔滔不绝，醉话连篇，诅咒，歌唱，吐出来最是引人捧腹又催人落泪的句子。

在某种程度上，这是一个诗人的国度，因此，也是短篇小说家的国度——整个爱尔兰岛上到底有多少人在写作，具体数字不详，但是作家所占的人口比例一定是惊人地高。

刚刚过去的七月，在西科克文学节（West Cork Literary Festival）上，我在本地酒吧遇到了刚刚被任命为《刺人虻》（ The Stinging Fly ）新主编的莉萨·麦金纳尼（ Lisa Mclnerney）。她跟我讲起她来之前终于看完了夏季刊的征稿。这次征稿特别面向之前没有发表过作品的文学新人。“我本来以为不会有多少稿子，”莉萨跟我说，“你猜猜我们收到多少份短篇小说？”

我摇摇头。“一千两百多份。”她说。

而她需要从这一千两百多份投稿中选出十四篇来发表。

“不可能的任务。”莉萨叹口气，嘬一口啤酒。

《刺人虻》最新一期封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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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次给《单读》编爱尔兰文学特辑的任务，虽然不如莉萨的任务那样不可能，但也谈不上轻而易举。我的想法是选一些新的、之前没有在中文世界被介绍过，或者相关信息还很少的作家和作品；此外，比起那些因为强化爱尔兰的刻板印象而在海外得到广泛传播的作品，我更愿意选一些在本地的文学读者里受到推崇的作品——但这样的选择思路也可能会带来一个难题。

“很多爱尔兰作家尤其喜欢用本地话、土语，甚至自己造些新词，所以我感觉翻译起来可能会很有难度，我是应该选一些好翻的，还是就选我喜欢的？”我问彭伦。

“就选你觉得好的，翻译的问题我们来解决。”彭伦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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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到了这样的保证，我第一个就把凯文·巴里（Kevin Barry）的小说放上了我的单子。凯文·巴里是爱尔兰最具影响力的当代作家之一，他充满了方言、俗语、粗话的文学表达深深影响了现在爱尔兰的青年写作者，也是西爱尔兰作家群体中的核心人物。

一直以来，我总是偏爱西爱尔兰的作家。他们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凄风苦雨的斯莱戈（Sligo）、梅奥、戈尔韦（Galway），故事里的人讲话总是带着浓烈的口音，有挣扎，有绝望，有暴力，总是一片似乎要摧毁一切的黑暗，而这黑暗里仅有一丝若有若无却引人入胜的光亮。凯文·巴里是这样的，莉萨·麦金纳尼是这样的，科林·巴雷特（Colin Barrett）和约恩·麦克纳米（Eoin McNamee）的故事也被这奥克斯山脉（Ox Mountain）下的同一片土地所孕育。

古来是流放犯人的康诺特省（Connacht），树木都被大西洋的狂风吹得斜着长，这里的作家也用各自的天才手段呈现出一个个扭曲的、迷幻的、光怪陆离的文学世界，在这样的世界面前，我们只能通过改变站立和观看的方式来和它们保持平行，而当我们结束观看，回到本来的世界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已经被这些故事改变了，眼睛里满是离奇的锐角。

《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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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离奇，就不能不说到凯茜·斯威尼（Cathy Sweeney），这个来自都柏林的作家把现代都市人的纠结、无聊、空虚写得入木三分。我开始看斯威尼的作品是因为有一次我和她的女儿，同样也是作家的露西·斯威尼·伯恩（Lucy Sweeney Byrne）一起做活动，主持人提到了伯恩妈妈的短篇小说集。

“我在书店看到那本书，”主持人说，“便拿起来翻了翻。第一句就把我震住了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：从前有一个女人，她太爱她丈夫的鸡鸡了，就开始把它装在午饭餐盒里带着去上班。（There once was woman who loved her husband’s cock so much that she began taking it to work in her lunchbox.）”

不用说，活动结束之后我即刻下单了斯威尼的书。

凯茜·斯威尼擅写超短故事。这个集子里的三个故事是我选出来的，拿去问她要不要取个名，她就说不如叫《三个爱情故事》（“Three Love Stories”）吧，我忍俊不禁。“爱情”这个词她点得实在是绝妙，充满了反讽。不用说，她的故事们是借“爱情”之名写生活的荒诞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可交流，换言之，是“反爱情”。同样“反爱情” 并有一个绝妙标题的还有露西·考德威尔（Lucy Caldwell）的《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》（“All the People Were Mean and Bad”）：疲惫的母亲、总是缺席的丈夫、令人窒息的长途旅行、哭闹的女儿和怀着不明善意的陌生男人，第二人称的叙事，正像是孤索的女主角在喃喃自语——读这些故事，我总是忍不住想起一个王小波式的问题：到底人生中的相遇是看似毫无意义，实则意味深长；还是表面上充满深意，本质却毫无意义？

电影《晒后假日》

妮科尔·弗拉特里（Nicole Flattery）的《欢迎光临》和温迪·厄斯金（Wendy Erskine）的《格洛丽亚和马克斯》（“Gloria and Max”）从不同的侧面来讨论这个存在主义的问题。这两个故事看似说的是个体人物的相遇，实际上又各自映着大时代的阴影：在弗拉特里的故事里，是晚期资本主义的都柏林；在厄斯金的故事里，是“北爱尔兰问题”（The Troubles）之后的贝尔法斯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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贝尔法斯特，光是这城市的名字本身就充满了紧迫和张力。“有人说我们这些人只会写‘北爱尔兰问题’，但只要是一个北边的故事——不管故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——哪儿可能和‘北爱尔兰问题’无关呢？”我的一个北爱尔兰的作家朋友有一次对我说。

“北爱尔兰问题”是爱尔兰岛上一个巨大的伤口，这伤口被切得太深，腐烂、疼痛得太久了，就算是在《贝尔法斯特协议》之后被打了麻醉剂、缝合了起来，才刚刚要开始愈合，又重新被脱欧的种种波澜撕扯开，汩汩流血。

路易斯·肯尼迪（Louise Kennedy）的《剪影》（“In Silhouette”）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满是鲜血的故事，一个家庭的破灭，从一个女孩到一个女人，失去兄长，寻找一份似是而非的爱情。第二人称、现在时，把过去和现在，伦敦和北爱尔兰织成了支离破碎又交错相连的一卷。

同样是一个破碎家庭的故事，丹妮尔·麦克劳克林（Danielle McLaughlin）的《部分获救者名单》（“A Partial List of the Saved”）则像是一出轻喜剧，然而，当这轻喜剧发生在北爱尔兰，却有了更多的意味。故事里面没有人死去，但他们的旅途的背景中却满是亡灵：泰坦尼克号的遇难者；被镇压爱尔兰独立运动的英国部队杀掉的爱尔兰人，他们的铜像在乡道边立了将近一个世纪。

也是在贝尔法斯特，简·卡森（Jan Carson）的笔下栩栩如生的是这座城市里的劳动阶级和底层人民，他们都在身体和精神的疾病里煎熬着。他们找到的救赎是一个从波兰移民来的姑娘，传说，跟在这外国姑娘的身后跳入泳池里，就会有奇迹发生。

电影《风吹麦浪》

在这辑的最后一个故事里，我们将回到都柏林，却发现梅拉图·乌切·奥科里（Melatu Uche Okorie）所写的都柏林和我们从凯茜·斯威尼那里所读到的那个城市大相径庭。一群来自非洲各个国家的难民聚集在都柏林的临时安置所里，煎熬、焦虑，而又无比鲜活。奥科里这个“新爱尔兰人”作家在《小旅馆的这日子》（“This Hostel Life”）里一开头就干了件非常爱尔兰的事——拿自己人开涮：“你知道呐些个尼日利亚人的，他么时时刻刻都想干仗。”像所有其他卓越的爱尔兰作家一样，在奥科里的故事里，英文作为文学语言被拆开解构，又以有机的、地道的方式组合，再响起来，让我们听到众生的声音，各有特色、轻重、乡音，相互间顶嘴、骂架、揶揄，通篇喧杂却又声声入耳，句句都写在又痛又深的现实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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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的夏天，我推着刚刚满月的儿子到都柏林卡布拉（Cabra）的一间诊所，准备给他打预防针。在候诊室里等待的时候，我的手机里忽然收到了一封邮件。写邮件的人是露西·考德威尔，她说她从《爱尔兰时报》（ The Irish Times ）的文学编辑那里得到了我的邮箱，希望我不要介意她冒昧地来信，她说她正在着手编辑下一年的费伯爱尔兰新小说集（ Being Various: New Irish Short Stories ），准备收入总共二十一位现在爱尔兰文学界的代表性作家，她又接下去说：“作为小说集的编辑，我想要重新思考‘爱尔兰作家’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也很想去拓宽这个概念，这概念应该包含出生在爱尔兰但成长于别处的作家，从别处来但选择以爱尔兰为家的作家，也包括那些不知怎的发现他们自己就住在了爱尔兰的作家。因此，我特别希望你能给这小说集写一篇小说。”——当时，我一手抱着不断扭动的婴儿，另一只手握着隐隐发烫的移动电话，不确定自己是否因为过度缺乏睡眠而产生了幻觉。

露西·考德威尔主编的爱尔兰新小说集封面

“‘爱尔兰作家’到底意味着什么?”（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n Irish writer？）好几年以后，编着这一期爱尔兰文学特辑，我的脑子里回响起来露西当时问的这个问题。我应该以什么准则、什么要求——如果我有这个资格的话——去选择收入这一辑的作家和小说呢？

在我看来，爱尔兰作家都和英文有着复杂的关系，从乔伊斯开始，他们就总要颠覆和解构这原本来自殖民者的语言，把它变得本土，古怪，自我，满是新意；爱尔兰作家们都是创造声音的高手，叙事声音也好，对话也好，句句都有棱有角，栩栩如生；爱尔兰的作家爱幽默和讽刺，不管故事的底色如何苦难压抑，他们永远都可以苦中作乐，让你大笑出声；爱尔兰作家也很会抒情，虽然他们一般不轻易这么干，但一旦抒起情来，一定是要“山无陵，天地合”的——多年了，每次想起《死者》的结尾，我都要流下泪来。

归根结底，爱尔兰的小说家和天下所有的小说家一样，其实是最我行我素的。当小说家进入他们的故事里，开始写作的时候，一切别的事物，包括他们自己在内，都变得不重要也不存在了，唯一要紧的只是眼前的故事，故事里的人物、风景、世界不断扩大，充实着物品的细节、声音的余韵、植物的触感，将最终覆盖并取代小说家肉身所在的、所谓真实的世界。

现在，是进入故事里的世界的时候了。

2022 年 8 月，英国诺里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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